2020年年初，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而且出现全球大流行的趋势。
2003年，SARS疫情爆发，武汉并非重灾区，所以2020年这场疫情在各种原因的交汇之下，让武汉人措手不及。2003年的广州、北京和2020年的武汉，都是中心城市，从历史和传染病发展来看，武汉成为疫情中心，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因此，不仅要问：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得从历史说起。
湖北瘟疫时空趋势
引起传染病的细菌和病毒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人类还要长，换句话而言，人类自诞生伊始就受到的传染病的危害。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易感人群是传染病传播的三个要素，人类社会的扩大、集聚以及发展客观上增加了人类感染传染病的风险。进入文字时代，关于瘟疫的记载也同时出现，甲骨文记载了许多疾病名称, 其中也有了“疫”、“疾年”的记载 , 这都是指疫病流行。[1]
当时瘟疫多发生在军营或苦役这类人群集中、卫生条件不好的地方，因此被称为“役人病”。而具体到湖北地方，最早的城市建制属于3800年前的盘龙城，这属于军事据点性质的城市，远离中央区域。从条件上来说，这一地区发生瘟疫的可能性是存在，但是还不具备被记载的资格，因此也无从可考。但即便将视野扩散至整个国家区域，殷商时期全国人口约 536 万, 每平方千米只有 1～2 人 , 不具备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媒介条件。[2]
位于主要政治中心位于如今湖北地区的楚国，由于长时间远离中原核心文化区，先秦时期，该地的瘟疫记载较少，在清华简《楚居》当中曾记载楚国曾因为都城发生瘟疫而迁都[3]。这也符合楚国地广人稀的特征，充分说明了疫灾的流行，自然条件是一方面，更为主要的还是人群的集中，疫灾发生的国都恰是一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楚地气候？）
从《楚居》上的这条记载来看，湖北地区在先秦时期的疫灾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而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这个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龚胜生曾经统计过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1911年，先秦至清代总计2681年的时间里，湖北共有疫灾年份136个，平均20年就会发生一次瘟疫灾害。从朝代分布上看，明清时期，湖北疫灾更为频繁，其次则是两晋时期。在空间上，汉唐时期的疫灾中心以荆州、襄阳、武汉为主，宋元之后，则是以鄂东为主。
襄阳、荆州（江陵）、武昌是湖北地区的三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历史地位。楚国发祥地是以襄阳为中心的南襄盆地内，随着楚国的发展壮大，其政治中心逐步南移，也就是今天的荆州地区，古称江陵。直到元朝时期，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首府所在。政治中心的变动意味着人口集聚趋势的变化，以及交通中心的地位，与疫灾发生空间的变动趋势相同，这进一步说明，人口的集中和人口的流动是疫灾发生的重要条件，集中是增加了易感人群，而流动则是扩大了传染范围。
而从朝代的趋势来看，人口增加伴随着疫灾增加，然而这个趋势并不是线性增长，在两晋时期出现了一次起伏。这是为何呢？其解释同样可以从传染病的三个因素当中去寻找。两晋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变动和经济变动比较剧烈的时期。
战争的频繁发生，首要带来的必然是军队的增多，将原本散落在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一起，肯定会增加传染病发生的风险，这一问题到晚清时期依然存在，在太平天国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镇压主力——湘军内部就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在古代，战争是导致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战争的激烈，军队调动的频繁，不仅增加了传染风险，也扩大了传染范围，很多老百姓没有死于战争，而亡于瘟疫，甚至有观点认为，“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 , 死于瘟疫者十之七 ”。
其次，东晋王室南迁，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开始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趋势。湖北地区当时既属于南迁的目的地之一，同时也是战争的前线。战争爆发（传染源），军队调动和民众躲避战争（传播途径），人口南迁（易感人群），这自然导致了两晋时期，湖北地区疫灾流行出现一次波动。
而到了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瘟疫发生的原因也从战争为主，转移为水旱灾害为主，所谓“大灾之后有大疫”。疫情发生的中心也从兵家必争之地的襄阳、荆州，转移到了以“天下四聚”汉口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古时民众遭灾之后，逃难逃荒会引起人口的大范围流动，而逃荒逃难期间，生活或饮食卫生条件不佳，增加了细菌侵袭和感染病毒的风险，最终导致瘟疫出现。
总之，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动是急性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武汉地区自宋元之后，成为湖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晚清时期，由于京汉和粤汉铁路的修建，更是成为“九省通衢”，“天下四聚”加“九省通衢”，武汉出现疫灾的风险可谓是湖北地区最高的。那么武汉又是如何防治传染病的呢？
应对瘟疫的措施：从治到防
前面分析湖北地区古代瘟疫发生的时空趋势，关于瘟疫发生的原因十分强调人口流动和人口集聚，更多的是从传染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两个因素着手，涉及传染源的并不多。实际上在现代医学对于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研究之前，人类对于传染病发生的原因的认识还不够科学。所以古代对于瘟疫的应对措施更多是以治为主，以防为辅。
瘟疫具有突发性、流行性和高死亡率等特征，古代先民对于瘟疫的发生的原因归结于鬼魅作祟，或者说疫病属于“鬼人之役”。《汉旧仪》日：“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这说明古代先民可能认识到了传染病发生大多是饮用水被污染导致的，而疫病发生大多也是人口集中的都城宫室，但是对于为何会导致传染病发生并不太清楚。所以古代防疫的主要措施还是驱鬼辟邪，祈福祛灾。
而对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人来说，自然环境的恶劣让楚人对神灵有着更多的依赖，使得祈福祛灾的巫文化成为楚文化有别于中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文学体裁是自成一体的“楚辞”，也是发源于祭祀时所用的巫歌。在屈原创作的《离骚》当中也提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说明佩戴一些气味特殊的草药香囊是当时楚人驱虫防疫的办法。
这种乞求神灵的防疫措施自然无法有效防止疫灾的发生，所以古代疫灾应对的主要措施依然是治。传染病治疗首要要求是隔离病人，保护易感人群。有学者从甲骨文的字体字形当中证实，“我国至迟在公元前1350年左右就已建立了传染病的隔离安置机构。”[4]而湖北地区最早明确记载疫灾治疗的文字材料是1975年，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一条条文条条 文 记 载 ：“城旦、鬼薪疠，何论? 当迁疠迁所。意思是受到城旦 、鬼薪处罚的人，如果得了疠疫 (当指麻风病 )怎么办? 应当送到“迁所”去 。[5]即是发现疫情需要将病人隔离。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 “民疾疫者，合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正史中首次记载传染病的收容治疗机构，主要是针对急性传染病而设的专门医院。东汉时，设立军队传染病院——庵庐。唐代的寺院医学十分兴盛，全国各地的大寺院多置病坊。两宋时期，除朝廷和地方政府在大疫之时就地设有病坊之外，地方绅仕亦或出资捐建，如苏轼在杭州以私帑和 朋友捐资，置“安乐坊”以收容病人。
除了这些收容、隔离的医疗设施之外，医疗人才也是古代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中医被称为“经验医学”，其最大的经验来源即是治疗瘟疫当中取得的。比如“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其时代背景则是东汉时期的疫灾流行。而张仲景活动的区域以现在的河南南阳为主，靠近湖北襄阳，恰符合东汉时期湖北地区疫灾的空间特点。
以明代为例，明代瘟疫救助的医生加以归类，可以分为以医谋生的职业医生和非以医谋生的通医人士。职业医生又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其中民医，也称之为“医户”，是选拔官医的来源。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官方医疗体系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医户。[6]而在官医之外的是大量民间通医人士，明清时期湖北疫灾大多发生在鄂东地区，而恰是这一时期，鄂东地区名医辈出。
